[面对面]跨国撤离中的外交官（2011.03.20）

片花。

    必须经过交火区，我们不会丢下他们不管的。

    心里有底，知道这几个架次说来就肯定要来。

    我们是中国又脏又臭又困的官员，但是我们心里面有一种无比的欣慰。

    解说：

    在费明星这一路工作组打通陆路通道的同时，赴利比亚东部的班加西和南部塞卜哈的两个工作组也在紧张地组织撤离。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已经租了3艘邮轮前往班加西港，李春林任组长的赴班加西工作组主要任务是组织东部的中国公民乘邮轮从海路撤到希腊。

    人物定格：

    李春林

    中国赴利比亚班加西工作组组长 36岁

    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副主任

    记者：邮轮靠岸的时候，你看到的情景是怎么样的？

    李春林：比较让我们欣慰的是，看到一条长长的，中国人排成的一条长队，中资公司在里面组织得比较有序。

    记者：有多少？

    李春林：很长很长，将近三千三百名中国人，我们还有近一千名的外籍员工。

    记者：整个登船的这样一个过程顺利吗？

    李春林：当所有的中国人都登船完以后，这种时候，我们需要搭载外籍员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困难吧。

    记者：什么困难？

    李春林：主要是这些外籍员工的国家并没有取得希腊政府的许可，就是他们的入境希腊还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们在当时也是等待协调，那么最后因为天气的缘故，我们船也没有办法出港，所以我们就在班加西港停靠了一夜。

    记者：那一夜应该是，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很焦急的，因为刚刚登上了这样一个希望之船，然后又突然遇到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那船上的人的情绪状态稳定吗？

    李春林：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的，有些人也问过什么时候走，我们都做了一定的解释，因为当时不能走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天气状况确实非常的恶劣，不能出海。另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们这些中资公司的外籍员工的入境问题也还没有解决，我们也需要等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以后才能走。

    记者：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吗？

    李春林：并不是一定必须解决，但是如果我们船有搭载能力，如果可以做一些工作的，我觉得从人道主义角度讲，我们也是可以做一些的。

    记者：最初这些中方的外籍员工有没有担心，会不会觉得，那么在这样一个撤离的过程中，自己会被遗留在利比亚？

    李春林：他们是有这种担心的，所以我们的中资公司留下几位领导，陪同他们一起，安置他们的食宿，陪同他们，这样消除了他们的疑虑，向他们表明我们不会丢下他们不管的。

    解说：

    在中国驻希腊大使馆的帮助协调下，第二天，滞留的960多名外籍员工顺利登船，和中国公民一起撤退到希腊的克里特岛。海路撤离的通道，除了班加西港口外，还有米苏拉塔港，那附近还有2100多人等待撤离。这一港口的撤离工作由费明星的工作组负责。

    费明星：海路这条线是由我们使馆的武官带队，工作组两位同志参加。一到港口发现，商用码头吃水只有十米，而我们的船吃水需要十三米。

    记者：这意味着什么？

    费明星：这意味着我们的船不能进港，还有一段距离需要摆渡。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码头已经处于没人管理的状态，你还要找摆渡，没可能。

    记者：那怎么找这个桥梁呢？

    费明星：当初我们就说一定想办法，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可能的途径。最后在距那儿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个钢铁厂的货物码头，平时肯定是不可能让你用的，但在这时候我们通过做工作，人家最终同意了，但在这个货物码头它毕竟不是商用码头，它有一个码头跟那个船之间还有一个廊桥，这个廊桥当时是没有的，就得现搭。两边就是用绳子做的扶手，在第二天晚上曾经一度撤离的时候遇上海上八级风浪，晃得特别厉害。我们有一位同志为了救我们的撤离人员，被这个绷断的缆绳的击伤，大腿给击伤。这个是让我非常后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掉进海里是不可能找到的。

    解说：

    更为危险的是，从撤离人员的营地到码头，需要穿越一段交战区，当地的司机已经逃走，只能由中资机构的司机开车。工作组就是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下，顺利地从海路转移走了2100多中国公民。3月1日，完成米苏拉塔港撤离任务的三位同事依照约定，到费明星所在的利突边境会合。然而就在马上要胜利会师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费明星：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我们驻突尼斯的一位武官打来的，他说新华社，咱们新华社的记者看到一个报道，政府将在边境集结军队。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让我们撤到突尼斯这一侧，当时我很犹豫，我说我还有三个兄弟在路上，很快就到了，我不能不管他们。边境这一带我们最熟悉情况，所以我们必须等着，把他们一块带出去。

    记者：但是多留一分可能就多一份危险？

    费明星：是。然后我为了保险起见，我就给国内打电话，结果我们的司长正好在指挥部，他就接过电话说，我现在要求你马上撤离，撤到突尼斯境内，然后再等候。

    记者：没有商量的余地吗？

    费明星：没有商量余地，我当时还有些不太理解，他说你不要说了，赶紧撤。我当时放下电话以后，拎着我们的包马上就撤。那时候下着大雨，刮着大风，我们是淋着雨过去的。撤过去了以后，我们后面的同志也赶过来了，在他们赶过来进入突尼斯这一侧以后，边境封了，我才冷静下来一想，领导是正确的，我们驻突尼斯使馆是正确的，因为它封边境以后，我们正好在两位，夹在中间，我们既不能过去，也不能后退，而我们那三位同志，他进不了边境，他可以后退到的黎波里。所以我们想起来也是很后怕的。我们最终算是顺利地撤入了突尼斯。

    记者：我是想，想象你们几个人在那样一个环境下突然再次会合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费明星：拥抱。

    记者：这个拥抱和分别时候的拥抱……

    费明星：完全不一样，这个拥抱就是说，终于我们又见面了。因为最初从使馆离开的时候，当初我们是很迷茫，我们不知道我们将走的这个路会发生什么，后来有位同志讲，都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见面，但这一次我们见到就是，兄弟安全了，我们完成任务了，我们是拎着小命转了一圈。但是，我们终于是把我们在这个地区的人员，安全地撤离，我们也全身而撤，真的那时候有一种无比幸福、无比自豪的感觉。

    记者：我能想象。你其实刚才在称呼你的同事的时候，一直称呼着兄弟，我想“兄弟”这个词可能是在这个时间中更具有特别的意义。

    费明星：我们去的时候都叫名字，他们叫我“费参”，我们叫什么佟处，都是这么叫。后来说我们是战友，我们是兄弟，这是我们进入突尼斯以后，大家都才真正的意识到，我们是患难的兄弟，从现在起我们要珍惜这种情义，我们是经历了枪林弹雨的兄弟。

    记者：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现在？

    费明星：我相信不是现在，是到我们这一生后面的所有时间，我们都将以兄弟相待。